大遗址保护不仅仅关乎考古

金牛山遗址

　　随着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正式启动以及大遗址保护洛阳高峰论坛的大遗举办，2009年年末，址保有关大遗址保护的仅仅话题越来越受到公众舆论的关注。鲜为人知的关乎是，辽宁与“大遗址保护”这个概念有着特殊的考古渊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遗辽宁的址保大遗址发现促进了“大遗址”概念的最终确立和推广。当下，仅仅大遗址保护已经成为国家以及各个省市都十分重视的关乎一项具有多种意义的工作。

　　追溯大遗址保护的考古历史，辽宁曾经是大遗全国的先行者，而辽宁所拥有的址保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也决定了大遗址保护必须得到重视和关注，仅仅“大遗址”的关乎概念理应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概念。 “大遗址”的考古“大”，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是纯粹的学术用语，但是对于社会来说，这个“大”，还应该具有观念和目光上的意义。

　　11月8日，记者采访了考古学家郭大顺。半个月前，身兼苏秉琦弟子以及牛河梁考古人的双重身份，郭大顺在牛河梁参与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苏秉琦先生是“大遗址”概念的提出者，而郭大顺则是这一概念的重要实践者之一。对于他来说，有关大遗址的话题既老又新。

　　大遗址保护：从辽宁说起

　　中国文物报刚刚刊载了郭大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从苏秉琦先生关心大遗址保护想到的》，文章中集中梳理了苏秉琦先生多年来有关大遗址保护的重要观点和启示性意见。

　　郭大顺告诉记者，其实早在1964年，苏先生就曾经提出过他对遗址更大范围保护的想法。 “我们省在大遗址保护方面起步很早，当时，其他地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 ”郭大顺回忆说，“1983年秋冬之交，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和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先后被发现，苏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意识到对这类不同于一般遗址的高规格且形成遗址群的大遗址，在遗址保护方面也要突破常规。”于是，1983年和1984年，苏先生连续从遗址保护方面提出设想和建议。关于牛河梁，他提出：不仅要把祭坛(东山嘴)、牛河梁积石冢、“神庙”联系在一起，而且要把它们同附近两千年以后的六处商周青铜器窖藏坑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古遗址群看待，它们的每一现象都不应以它自身当作它的范围，应把它们之间现在看来还没发现什么线索的“白地”都看作是重要范围。而对于绥中县渤海湾北岸止锚湾发现的姜女石秦行宫遗址，苏先生就提出：应看作是原来地上古建筑、纪念址，“其保留意义可与长城相比。长城可做中华民族象征，此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初形成历史时期标志。是秦汉间‘国家级’的纪念建筑物。 ”

　　因此，苏秉琦认为，牛河梁遗址要保护现场，恢复原来的环境风貌，使今人能体验到一些当时社会气氛，“研究如何建立正式的‘遗址博物馆’”。而姜女石遗址现状保存问题十分重要，要尽量保持它们的环境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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